曾蔭權扭曲了授勳意義

吳文濤

 

(註：本文刊於2009-07-07蘋果日報)

 

每年特區政府都在回歸紀念日公佈授勳名單。設立勳章制度，原意是要表揚一些對香港社會有重大貢獻的各階層市民，為市民樹立榜樣，並鼓勵市民多為社會作出貢獻；為香港社會作出重大貢獻者，更可獲頒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章。但曾蔭權上任特首後，將榮譽勳章重點贈予主要官員和友好的大商家，不但顯示他｢親疏有別｣、｢公器私用｣的本性，更扭曲了設立勳章制度的意義，客觀上也宣揚了唯高官、唯大商家至上的錯誤價值觀。

 

董建華時期各階層卓越人士都獲頒勳

 

港英時期，港督推薦的授勳名單需要得到倫敦方面的批准，而且政府對頒授爵士、MBE、CBE等榮銜，有相當嚴格的標準，現任官員、行政立法議員雖然也獲授勳，但並非每年都獲頒授，而且受勳的人數也極少；更高地位的爵士或勳爵銜頭的，頒授標準就更加嚴格，每隔幾年才有一、兩個。因此，在殖民地時期能獲MBE、CBE、爵級勳銜，社會地位尊貴，也普遍受港人尊重。

 

董建華時期，大紫荊勳章得主除了是退休高官和大商家外，也有一些在各個社會領域有卓越貢獻的人士，例如國學大師饒宗頤、小說家查良鏞、致力推動創新科技的田長霖、推動香港體育事業的沙理士等。這些人士不是政府高官，也不是大商家，但他們都有共通點，就是長期效力香港，成就和貢獻卓著，得到市民大眾的認同和稱譽。

 

而且，董建華政府對頒勳較為保守而不濫頒，特別對於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章，更曾因沒有合適人選，在2003及04年懸空不頒。董建華雖然也曾將大紫荊勳章頒予現職高官，但社會對董建華的做法，除了2000年向策劃｢67風暴｣的楊光授勳而曾引起社會議論外，並未有太多批評，至少董建華頒授勳章名單，專家學者和平民所佔比例與高官和大商家比例相若，沒有明顯｢親疏有別｣之感，更沒有唯高官、唯大商家至上之實。

 

曾蔭權授勳｢親疏有別｣

 

曾蔭權於05年出任特首後，不但每年都頒大紫荊勳章，而且授勳對象幾乎清一色是現任高官及友好大商家，而當中很多是支持曾蔭權上台，或近年扶助曾蔭權執政的人，例如2007年獲頒大紫荊勳章的李國寶，就在曾蔭權參選第三屆特首期間，擔任他的競選經理，並負責為曾蔭權參選籌募選舉經費。

 

曾蔭權授勳，扭曲了設立勳章制度的意義。現任官員獲授高級勳銜的做法值得商榷。高官享受高薪厚職，盡忠職守、為香港市民服務，是他們應盡的義務，也是遵守他們就職誓詞的表現，根本無需額外贈勳鼓勵。近年流傳一句話：金獎銀獎不如群眾的誇獎，金杯銀杯不如群眾的口碑。而且，官員的是非對錯、功過得失，也只能在他們離職後，由公眾作出評價，而不是由他們的上司自把自為的加以肯定。

 

至於商界人物，因為他們財富豐厚而捐資予公益事業，造福市民，值得褒獎，但大商家未必是社會的榜樣，其言行舉止未必對社會有益。好像07年獲授大紫荊的恆基集團主席李兆基，雖捐資眾多，但不顧及自己的特殊身份，經常口不擇言，就股市行情發表意見，既令萬千股民損手爛腳，更無意間宣揚了投機搵快錢的風氣，對市民及青少年影響極深。這樣的大商家獲授大紫荊，令人難以認同。

 

適當授勳有助推動社會進步

 

醫生、護士、律師、環保人士、社會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藝術工作者等，都是香港社會的棟樑，不少人對香港的貢獻比大商家和官員更大。事實上，無論任何階層，從事任何職業，只要忠於職守，做好本份，已經對社會有貢獻，值得社會肯定，這才是香港社會應該倡導的價值觀。特區政府應改變授勳的制度和標準，對香港各行各業有傑出貢獻的人士頒授較高或最高勳章，這有利於匡正社會風氣，鼓勵社會多元化及和諧發展，推動香港社會長期穩定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