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治安及貪污問題面面觀

引自 《冷眼看澳門》一書，作者：冷夏，本中心特邀研究員 

2009-12-19

澳門特區政府幾乎不動一兵一卒，不更改相關法律一文一字，澳門的治安從根本上得到明顯的改善。究其原因，我認為主要是：一、隨著政權的轉變，無為而治的葡萄牙人撤出澳門，代之為中國政府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的權威性和震懾力客觀存在，解放軍進駐澳門，代表中央在澳門行使主權，這為澳門治安的根本改善及將來的長治久安奠定了基礎；二、澳門特區政府的警政部門面臨政權的變更，亦自覺地調整心態、調整思維，以新的面貌適應時局的轉變；三、澳門各種江湖勢力或多或少均與內地警政部門有不同程度的接觸，回歸前已經收到中央的訊息，就是將江湖恩怨及利益衝突暫且放在一邊，偃旗息鼓，鳴金收兵，確保澳門順利回歸及平穩過渡；四、由於歷史的原因及澳門社會的特殊環境，何厚鏵當選特首前均與澳門各方江湖人物有過接觸，何厚鏵在當選後也運用他的人脈及影響力，化解各派人物的恩怨，平息江湖各派的爭端，勸解江湖勢力以和為貴，和氣生財。

1999年5月15日，何厚鏵當選首屆特首，旋即宣佈首要任務是整頓澳門治安，強化警隊，成立專案小組處理重大案件，並加強與內地的司法合作互動。何厚鏵甚至將澳門治安問題定位為一項政治問題，將黑社會恐怖主義各種行徑視為挑釁政府管治，刻意與政府對立對抗的醜惡表現；並且將治安問題的解決定位為「一國兩制」在澳門得到順利實施，以及特區政府獲得公眾認同，建立管治威信的首要現實基礎。

但是，澳門治安問題並未因特首的誕生而有所收斂，何厚鏵當選特首不足一星期，在5月21日，一名土生葡藉男子在黑沙環一間遊戲機中心被人槍撃致死；5月28日，又有一名槍手闖入氹仔一間車房，近距離槍擊一名男子；6月19日，又有一名有江湖背景的男子被槍殺。更為嚴重的是，襲警行動相繼發生，6月25日一名休班警員在街頭遭3名持刀男子襲擊並當場死亡；7月3日，一名警員在駕車途中被兇徒槍擊致死。何厚鏵當選伊始，江湖人士不單止對何厚鏵沒有「俾面」，還給他下馬威，澳門治安問題不斷惡化，這是何厚鏵面臨的最大挑戰。

澳門連續幾年腥風血雨

伴隨澳門百年博彩業的發展，江湖勢力一直活躍於澳門。但從1996年開始，澳門進入多事之秋，腥風血雨籠罩澳門，治安問題不斷成為華人社會及國際媒體的關注焦點。除了黑社會幫派之間互相仇殺外，更為嚴重的是，不斷有公職人員遇襲。1996年11月26日，一名博彩監察暨協調司副司長被槍撃重傷；1997年9月4日，一名博彩監察暨協調司稽查被槍傷，3個月後，同屬該司的一名稽查隊長的座駕被炸；同年12月，一名治安警警長被人用刀殺死；1998年2月26日，土地工務運輸政務司的住所被炸；同年3月，博彩監察廳廳長及一名水警被槍殺，另外一名文化司署的職員被槍傷；4月，保安政務司的保鑣在住所外被殺。

最為社會關注的是，1998年5月1日，澳門警隊一哥、司法員警司司長白德安在松山晨運後取車時，其座駕被炸彈炸毀，他並沒有受傷；當天晚上，白德安率警員到賭場拘捕江湖人物「崩牙駒」，他並沒有即時帶走疑犯，反而讓傳媒拍照後才帶走，這張新聞圖片翌日成為港澳及海外報章的頭條報導。

這段時間澳門的暴力事件不斷升級，澳門的江湖勢力肆無忌憚，公然向澳葡政府及治安機構挑戰，最令澳葡政府擔驚的是，1997年7月30日淩晨，位於南灣的澳督府後花園被炸，澳葡政府一眾高官的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市民人人自危，高官也人人自危，澳門治安幾乎失控。

澳門回歸前夕治安問題不斷惡化，引起中央、澳葡當局及澳門當地人士的高度關注，澳葡政府一眾高官如總督韋奇立，新華社澳門分社(澳門中聯辦前身)社長王啟人，澳門社會領袖馬萬祺、何鴻燊、何厚鏵，中央處理港澳事務的主管錢其琛等，不斷就澳門治安問題作出回應，但各方面都找不到即時解決澳門治安問題的方法，對澳門治安的失控情況感到無奈。澳門治安問題甚至觸發中葡雙方罵戰，葡方推萎責任，指澳門一些犯罪頭目逃往大陸避難，客觀上令這些犯罪份子為所欲為，中方則指責回歸前澳門治安問題應由澳葡當局負全部責任，葡方應負起管治責任，中方不方便介入澳門內部事務。

澳門治安問題惡化，但警方的破案率極低，司法程式滯後，暴力集團為所欲為，管治當局無計可施，市民對政府沒有信心，不斷有輿論要求中央介入，更有澳門最高法院的8名葡藉大法官，於1998年5月聯署一封措詞十分強硬的信件，嚴正要求最高法院院長馬道諾必須正視澳門的治安問題，嚴厲打撃黑幫份子，以維護澳門司法界的獨立和威信。

賭廳制度是治安問題的誘因

在澳門治安惡劣的歲月，不少人認為澳門的江湖仇殺和連串槍撃事件，與澳門賭場的利益有關，但賭場的負責人何鴻燊一直否認。何鴻燊對治安事件的表態，一直受各方關注，他本人一直就治安問題公開評論，也有一些人士希望何鴻燊可以出面斡旋，平息不同江湖勢力的糾紛，從而恢復澳門的平靜。在1997年8月初，何鴻燊公開表示黑幫對峙局面已到尾聲，賭場鬥爭也已平息，外面猜測何鴻燊已成功調解江湖勢力的利益，消息傳開後澳門社會一時為之振奮，何厚鏵當時也表示何鴻燊的一席話令他感到高興，他懷著樂觀心情期待澳門治安狀況的改善。當時坊間有些傳聞，指一些澳門有影響力的知名人士，出力出錢，補償一些江湖人物的損失，以此平息干戈。

當然，澳門的治安狀況並沒有如一眾知名人士及市民所期望的那樣獲得改善，槍撃、兇殺事件仍繼續發生，一直持續至澳門回歸。

我從1993年起一直關注、研究澳門博彩業的發展史及博彩業的現狀，也清楚伴隨澳門博彩業的興衰，江湖勢力一直活躍於澳門的博彩業，澳門回歸前幾年的治安惡化，最大的誘因當然是博彩業的邊緣利益，而這邊緣利益又來源於澳門賭場實施的賭廳制度。澳門政策研究所成立之初，曾訪問了當時的博彩監察暨協調司司長雪萬龍，他透露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給予各賭廳廳主的回扣利益，每月約有4億元，利潤相當可觀，直接導致江湖勢力的介入。

「澳娛」實施的賭廳制度，廳主每月向「澳娛」包銷一定數額的「泥碼」(不能直接兌換現金的賭博籌碼)，價值由數千萬元至上億元不等，「澳娛」給予廳主一定的回扣(0.5％左右)，廳主為促銷龐大數額的「泥碼」，通常會開設公司，向外招攬賭博豪客，或聘請人手(俗稱「疊碼仔」)在賭場內兜售「泥碼」。這些「泥碼」都在賭場內的貴賓廳流通。最初經營或參與貴賓廳博彩和「疊碼」(兌換「泥碼」)活動的江湖勢力較為單一，產生的矛盾一般能及時平息。1990年代初來自香港的江湖勢力介入澳門的貴賓廳經營和「疊碼」活動，促成澳門當地各種江湖勢力聯合抵抗，衝突急劇，廝殺不斷，香港勢力敗陣而去，賭場「疊碼」利益重新分配，本地勢力進一步壯大。自1990年代中期起，澳門本地江湖勢力為爭奪賭場「疊碼」等邊緣利益，又展開一連串仇殺行動，矛頭一直無法調和，仇殺事件一波接一波。

澳門江湖勢力能在賭場頻繁活動並獲取龐大利益，主要由於澳葡政府缺乏一套完善監管賭廳、賭團活動的政策和制度，以及有效的執法力量。博彩監察暨協調司曾向我們表示，他們不但沒有法定權力去監察賭場各層承包分銷關係的運作，而且在賭場內對不正常行為的監察也難以實行，博彩監察人員只能在賭場內有效監察博彩稅收的收支活動，而對那些涉嫌受江湖力量包庇的不正當行為，通常都無能為力。

澳葡政府無能無為令治安失控

基本上，澳門過渡時期的澳葡政府是一個無能無為、不負責任的跛腳政府。以末代澳督韋奇立為首的政府官員，是典型的官僚政府，一眾高官一心只想在後過渡期謀取利益，為回歸後返回葡國生活鋪好後路，而對澳門無為而治，放之任之。1997年7月30日，也就是澳門氹仔新世紀酒店及澳督府後花園分別被槍撃和炸彈爆炸之後，韋奇立在回應澳門治安事件的時候，居然說澳門治安問題不算嚴重，他的理據是：「大陸和香港都發生過類似事件。」韋奇立更自欺欺人地強調澳門不會成為罪惡城市，也沒有進入失控狀態，他並推卸責任地指近年的犯案者並不是澳門本地人，含沙射影暗指這些犯罪者來自中國內地。在韋奇立發表奇論的時候，澳門幾乎每日都有槍擊或炸彈事件發生，澳門的治安事件經常佔據國際媒體的主要位置。

以澳督韋奇立為首的澳葡政府官員，一度將澳門治安失控歸咎於中國大陸，指犯罪者來自中國大陸，指澳門犯罪份子與中國官方關係良好，逃往大陸後受到庇護。作為負責澳門治安的最高官員孟明志，在接受報章採訪時，公開指責中方對澳門治安惡化負有一定責任，他說：「澳門政府的立場是：打撃跨境犯罪需要中方的決心。這是由於一直以來澳門對有組織犯罪的看法與中國不同。西方國家向來認為這類組織是黑社會；但在中國，由於歷史原因存在不同看法。例如清代民間有反清秘密會社；日本侵華期間也出現愛國地下組織。過去北京可能不把這些活躍於港澳及鄰近地區的組織當一回事，後來才開始關注。」言下之意，孟明志是指中方容忍黑社會組織的存在。

澳葡政府的指控是沒有任何依據的。事實上，澳門治安從1996年起惡化之後，中央非常關注澳門的治安情況，中央、廣東省、珠海市都採取果斷措施，不斷配合澳葡當局的要求，支持澳門警方加強打撃跨境犯罪及偷渡活動，如有犯罪份子潛逃內地，中方也積極配合打撃。一經中央插手配合，澳門治安暫時好轉一些。但是中方當時的態度十分明確，回歸前澳門當地的治安情況主要由澳葡政府負責，中方只能應葡方要求給予配合和協助。國家主席江澤民在1998年出席香港回歸一週年紀念活動時，也指責港澳兩地黑社會份子，並表示中央會配合澳葡政府維持澳門的平穩過渡。

警隊兵賊不分令治安問題複雜化

全世界都有賭場，但為何唯獨澳門江湖力量如此強大，並肆無忌憚地製造槍撃、炸彈事件呢？我在澳門工作初期，曾就這個問題廣泛接觸澳門各界人士，各方人士普遍認為澳門社會警賊共治、黑白不分的情況極之嚴重，這是澳葡時代澳門治安一度惡化的重要原因。在澳門，我們聽到各種各樣的傳聞，有些指有警隊高層時常與江湖頭目接洽，定期收錢；有些警員甚至充當賭場老闆和江湖頭子的保鑣，但警隊高層人士知道情況後仍視而不見，聽之任之；警隊內大量行動及情報也時常洩露出去，掃黑行動未開始，目標人物已聞風而遁。

澳葡時代警匪合一的情況在澳門可以說是公開的秘密，你跟任何人討論這個問題，他都可以講出一連串相關事例，連澳葡政府司法政務司蕭偉華也公開承認江湖勢力滲透警隊的情況嚴重，他說：「我確實知道這種情況……深知警隊都有黑幫勢力滲透，警隊也開除一些與黑幫有聯繫的警員。」澳門華人領袖馬萬祺先生，也公開指責黑社會與警方串通勾結的情況嚴重，他接受《亞洲週刋》訪問時說：「各地黑社會都怕『皇氣』，怕警方。只有老鼠怕貓，沒有貓怕老鼠，但有一段時間，在澳門是貓怕老鼠，又有貓同老鼠串通一齊，邪氣上升，壞人橫行無忌……」

在政府監管不足之下，江湖勢力又侵蝕和勾結部份警員及其他執法者，或對其不法行為進行包庇，或藉以打壓敵對勢力，造成警賊不分，黑白共治，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澳葡政府的治安力量。加上澳葡政府無為而治的心態作崇，司法機構的被動和弱勢，進一步助長了江湖勢力的猖獗活動和囂張氣焰。

澳葡時期，警察部門職權重疊，權責不清，協調無力，也令澳門治安一度失控。按照澳葡的體制，澳門有兩支警隊，一支稱司法員警司，主要負責重大刑事及有組織案件的偵查，類似香港的刑事偵輯部門(CID)及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俗稱O記)，其負責人由法院或檢察院的司法官出任，在行政上直屬澳門總督，而在刑事訴訟的運作上則由葡萄牙檢察長指導；另一支員警稱治安警察司，歸保安政務司管轄，主要維持日常前線治安和處理輕微罪行，類似香港的軍裝巡警、機動部隊，同時亦負責出入境事務。但是，兩支警隊在執法時往往職權重疊，以致矛盾重重，更曾經發生衝突，譬如在1998年，兩支警隊在共同執法時居然發生爭執，並且演變成街頭持槍對峙，「警方對警方」一時間成為全球話題。

回歸後，兩支警隊雖然保留，但同時由2001年成立的員警總局統一管轄，員警總局則受保安司司長直接領導，權責分明。

貪污是澳門治安惡化的根源

事實上，不論是警賊共治、黑白不分，還是兩支警隊經常對峙，歸根究底，很大程度上與賭場利益有直接關係，而貪污則是源頭所在。

歷史上葡萄牙曾經是海上強國，東征西討，版圖遼闊，國民富裕，國力雄厚，但隨著西班牙、荷蘭、英國相繼崛起，葡國反而因為皇室及貴族過份奢華、官僚日漸貪腐，昔日累積的財富漸漸消散，國力式微，到了19世紀終淪為歐洲最貧窮國家之一。

澳門作為一個東方小城，百多年來主博彩業蓬勃發展，1960至1970年代製造業又高速發展，令澳門成為葡國最富庶的殖民地，甚至較葡萄牙更為富裕，因此成為葡國官員的垂涎之地。1990年代以前，澳葡政府絕大部份官員都來自葡國，只有少數來自澳門土生葡人。葡國官員來澳當官，返國時全都盆滿砵滿，衣錦還鄉。曾有一幅著名的漫畫，描寫葡國官員抵澳履新及離職回國時的情景，到澳時官員只帶著一個破爛的皮箱，但幾年後離澳時伴著他回葡國的卻是一箱箱的貨櫃。這幅畫非常形象傳神地反映葡國官員來澳掘金的事實：幾乎每一個由澳門返葡國的官員，都成為葡萄牙的富豪。

我聽過一些到過葡國旅遊或工作的澳門朋友講述，葡萄牙最豪華的豪宅，是末代澳督韋奇立興建的，他的富有在葡國國內被人傳揚。我也聽到不少澳門人及土生葡人講，當今葡萄牙最有錢的人，並不是在葡國工作的人，而是一位在澳門工作數十年、至今仍在澳門執業的律師。我接觸過一些持葡國護照的中低級官員，有相當部份選擇在1999年提早退休，他們的看法幾乎一致：領取澳門的退休金回國，可以一生無憂，在葡國成為「人上人」。

中葡關於澳門前途問題的聯合聲明簽署後，葡萄牙管治澳門的策略更為明顯，概括而言，一是留下一些葡國東西給澳門，二是帶走很多澳門的東西回葡國。不管是「留下」還是「帶走」，目的都是錢財。

先說留下的東西。回歸前幾年，澳葡政府花費數十億元維修很多帶有葡國特色的古建築物，鋪設很多葡國石仔路，興建澳門博物館及澳門文化中心。澳葡官員在這些工程中撈取多少錢財，可從文化中心的造價中可見一斑。該項目最初造價為4億澳門元，費用全部由澳門旅遊娛樂公司承擔，但工程一拖再拖，工程費用則一調再調，最終造價為9.6億澳門幣，是原造價的兩倍。1999年3月19日，澳門文化中心落成剪綵，國家副總理錢其琛亦應邀作為主禮嘉賓，何鴻燊在儀式致詞時，展現他快人快語、直腸直肚的性格，說：「這座建築物現在看來是很靚，但是造價多了5個億。」

另外，澳葡政府又以紀念葡國在澳門的歷史和發揚中葡友誼為名，在澳門各地建立多件具葡國特色的雕塑，包括望海觀音像(澳門人稱為「西洋觀音」)、東方明珠、東方拱門(澳門人謔稱為「生鏽鐵」)、融和門(現因結構問題封閉)等。這些雕塑製作簡陋粗劣，但每件作品花費少則數百萬元，多則過億元。但據一些專業人員評估，這些雕塑的製作成本沒有一件會超過100元 (不包括知識產權、設計等開支)。相關官員獲利之巨，由此可見一斑。這些作品仍聳立在澳門，成為澳葡官員貪污的歷史見證，也每每成為澳門市民談論的話題。

當然，上述工程雖然造價奇高，一些澳葡高官也從中漁利，但平心而論，除了一些簡陋粗劣的雕塑外，不管是翻新的舊建築物，還是新建的文化中心和博物館，又還是遍佈澳門各角落的石仔路，我都非常喜歡，事實上多數澳門市民及遊客都同樣喜好。這些工程，構成了澳門城市的多樣化，豐富了澳門的歷史感及文化風情。所以，姑且勿論澳葡高官從中獲利多少，客觀上這是澳葡政府在管治澳門最後幾年留下的最大功德，這也是無能無為的澳葡高官在一場本屬集體貪汙行為過程中無意間留下的一項碩果僅存的遺產。

區華利事件乃澳葡高官貪污的終極表演

在葡國官員看來，澳門是一隻會生金蛋的鵝，多年來進貢葡萄牙不少，撤離澳門前夕，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將澳門財富盡量搜刮。搜刮者不單是官員個人，連葡國政府也參與其中，貪婪是個人行為，又是政府行為。隨便舉些例子就可看到葡國人在撤出澳門前的醜惡表現及貪婪行為。

回歸前兩年，葡國政府突然要求澳門政府負擔歷任澳督及政務司的「返回原職津貼」和「月津貼」，直至該官員離世為止，前者指官員回歸葡國政府任職後的新薪金與澳門職位原薪金的差額補貼，後者指官員的每月退休津貼。以韋奇立為首的澳葡政府很快批准撥款，並即時將部份款項撥給葡國。初期澳門社會全不知情，但一位有心的立法議員知道此事後覺得不妥，經分析當時澳門的「小憲法」即《澳門組織章程》後，認為這些津貼不應由澳門支付，就在立法議會內提出動議反對由澳門支付這些津貼。在澳門輿論壓力之下，葡國政府最終放棄要求澳門支付這些津貼，並把澳門政府已付出的款項退回。

又有一件事，也是發生在回歸前兩年，澳葡政府不經社會諮詢及立法議會同意，暗中從澳門政府庫房中的「公務員退休金」調走大量款項回葡國，用以支付退休後選擇在葡國領取退休金的澳門公務員退休薪金。當時澳門公務員既可選擇按照葡國編制從葡萄牙政府領取退休金，又可選擇依澳葡政府編制從澳門政府領取退休金。但是葡國政府因財政緊絀，強行調動澳門公務員退休金款項當作葡國政府收入，用以減低葡國巨額財赤，令葡國符合《馬城條約》對成員國財政赤字佔國民生產總值一定比例的規定，得以加入歐元區。此事東窗事發後，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反應，市民質疑葡國政府的掠奪行為，認為葡國政府的開支不應由澳門人付鈔。澳門立法議員吳國昌於1998年11月在立法議會提出質詢，但遭到有葡國背景的華年達、歐安利、戴明揚、歐若堅、飛文基、潘志輝、施綺蓮、羅立文等議員聯名譴責，吳國昌被責罵為「九不識」—— 不識政治、不識法律、不識經濟、不識財政、不識會計、不識行政、不識外交、不識數學、不識文化，最後吳國昌的質詢不了了之。其後，吳國昌將此事向歐盟委員會投訴，1999年歐盟委員會正式覆函吳國昌，指經調查此事屬實，並已要求葡萄牙作出改正。之後，澳葡政府也停止從「澳門公務員退休金」撥走款項。

回歸前幾年，澳門治安一度失控，與澳葡政府的無能無為有莫大關係，但澳葡政府只是對管治澳門、對確保澳門平穩過渡無為，對斂財卻是極之有為。以韋奇立為首的一眾澳葡高官成日盤算的是從何處斂財，如何斂財，對維持社會治安根本無心、無暇顧及。透過韋奇立「移花接木」一事，可見澳國官員聚斂財物是如何無所不用其極。韋奇立離任澳督前，將懸掛在澳門議事亭會議廳內的41幅歷任澳督的肖像油畫取下，以贗品代替留在澳門，真品則偷偷運返葡國。

1999年發生的區華利基金會事件，更是貪婪的澳葡官員的登峰造極之作。該基金會由澳督韋奇立於1999年在葡萄牙建立，韋奇立自任基金會主席。基金會以16世紀葡萄牙航海探險家佐治區華利(Jorge Álvares)命名。澳門人對此名字並不陌生，因為澳葡政府曾在南灣舊初級法院大樓前，豎立一尊區華利石像以示紀念，該處也命名為「區華利前地」；區華利石像在1966年「12.3事件」中曾遭破壞，後獲修復。澳門回歸後，該石像獲得原址保留。區華利基金會的宗旨雖標榜促進中葡文化交流，但其實是韋奇立巧立名目，將澳門財富運回葡國挪作私用的一件傑作。

區華利基金會雖然由韋奇立一手創立，但韋奇立分文不付，該基金會成立的資金來源全部來自澳門。1999年9月，當時兼任澳門發展與合作基金會（「發合會」）信託委員會主席的韋奇立，繞過正常途徑單方面授意「發合會」行政委員會主席薛凱絲，要求撥出5千萬澳門元匯往佐治區華利基金會賬戶。

「發合會」是1997年經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第29次全體大會批准成立的，它的成立也令爭議多時、被質疑是掠奪澳門財富的東方基金會問題壽終正寢。東方基金會於1986年由澳葡政府成立，每年可從澳門旅遊娛樂公司毛利中抽取1.6%，每年獲注資數以億元計，但資金的運用並沒有貫徹基金會成立宗旨全部用於澳門，有相當部份資金流往葡國。至1990年代初，中方及澳門各界都指責東方基金會掠取澳門財富，事件更被列入中葡首腦會議的議題。到了1997年中葡聯合聯絡小組會議終於就此事達成協議，由新成立的「發合會」取代東方基金會。根據協議，「發合會」以取之澳門、用之澳門為原則，以促進澳門文化、科學、教育、社會、慈善及學術活動為宗旨，澳門旅遊娛樂公司一次性注入1.8億澳門元作為基金會的啟動營運資金，以後每年再向基金會提供公司毛利的1.6%。

「發合會」設有信託委員會、行政委員會及監事會三層架構，信託委員會由澳督(回歸後為行政長官)出任主席，另有7名成員，包括林綺濤、何厚鏵、黎祖智、何鴻燊、賀定一、馬有禮、施利華，何厚鏵當選特首後辭去委員一職，改由施綺蓮補上。行政委員會負責基金會的日常運作及管理，當時成員有3人，但只有薛凱絲全職工作，其他兩人乃掛名性質。監事會主要作為基金會內的輔助單位而存在，起不到制衝作用，韋奇立只需向信託委員會而負責。這樣的架構安排，令「發合會」變成韋奇立和薛凱絲兩人把持的獨立王國。

我認為這是在一個十分特殊的歷史環境中，在特殊人物的特殊影響下，發生的一件特殊事件。因為倘若「發合會」不是於澳葡政府引退前夕成立，倘若不是韋奇立基於個人利益的謀劃，「發合會」組織架構及運作管理就不可能是現在的模式，也就是說事件的發生應是韋奇立深謀遠慮的結果，甚至可以說在制定基金會章程時，韋奇立就有了設立區華利基金會的謀劃，並為這個謀劃做好了事前和善後的安排，這些安排包括：澳督任信託委員會主席，行政委員會負責批出款項，信託委員會不負責個別批款，行政委員會主席由澳督委任，基金會宗旨中列明「旨在維護澳門的獨特性」及「在澳門以外所開展的活動，其目的為推廣澳門」等條款。

薛凱絲乃土生葡人，是葡萄牙一手培養的高官，1970年代曾到里斯本就讀大學，1989至1998年任澳葡政府經濟司司長，曾於1991年獲澳督頒發專業功績勛章，是韋奇立的愛將之一。1998年起出任「發合會」行政委員會主席。由於澳門政策研究所曾有意就澳門社會發展問題的研究，與「發合會」合作，所以我跟薛凱絲有過幾次接觸。薛凱絲不諳中文，但說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由於生於澳門、長於澳門的緣故，她對澳門的情況較為熟悉，言談中也流露出對澳門的感情，加上她談吐斯文得體，我對她的印象尚好。據我的同事反映，薛凱絲在一眾土生高官當中屬口碑最好的官員之一，在她身上完全沒有一些土生高官語氣頤指、目空一切的陋習。

對於韋奇立的無理要求，身為下屬的薛凱絲不但沒有阻止，更予以配合，將鉅款閃電式匯去葡國，整個過程全部屬黑箱作業，欠缺法定程式，澳門社會全不知情。我認為薛凱絲未必是韋奇立的合謀者，對上司的無理要求，她無能力或無意識抗拒，只能被動地配合，客觀上也成了韋奇立的幫兇。事實上，在當時的澳葡政府內，按照澳門由來已久的官官相護的官場文化，任何一個官員可能都不能抗拒澳督的意旨，更何況是薛凱絲這位由澳督一手提攜的官場「弱女子」？

沒有遮不住的火，沒有透不了風的牆，這件轉移資產事件起自東方小城的澳門，曝光於西方古城的里斯本。2000年1月，葡國報章將整件事披露出來，東窗事發，全澳譁然。事件被揭發後，韋奇立亡羊補牢，旋風式為區華利基金會制定了一些活動指引，包括開展中葡兩國文化學術交流活動，開展針對居葡未成年華人的中文教學計劃，為澳門學生提供到葡國學習的助學金，粉飾他非法轉移資金的行為。

澳葡官員的貪婪行為，澳門人已司空見慣，但由於區華利基金會事件直接涉及澳督，涉及金額龐大，所以澳門市民反應非常強烈，立法會也要求特區政府徹底查清事件，這也是何厚鏵上任後面臨的第一宗棘手事件。

何厚鏵對此事的反應十分迅速，事件曝光後的第三日，他就宣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對此事進行調查，同時也交代我對「發合會」的問題進行研究。半個月後，澳門政策研究所完成了《對澳門發展與合作基金會問題的探討和建議》報告，報告的核心內容是分析特首處理事件過程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問題，以及「發合會」將來應如何配合特首的管治及特區政府的施政。報告建議何厚鏵應繼續擔任信託委員會主席，並強化特首對基金會的管理和監督，令基金會真正發揮出配合政府施政、貫徹特首治澳理念的策略性作用；報告又建議何厚鏵重新修訂基金會撥款審批守則，訂明撥款1000萬以上的必須交由信託委員會集體審批，200萬至1000萬的由行政委員會提交信託委員會主席審批，少於200萬的則由行政委員會自行審批。

獨立調查委員會於2000年3月底完成調查報告，報告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對事件的調查意見，指這項撥款並非經法定程式批出，但對追回款項沒有提出意見；二是對「發合會」的去向作出建議，具體方案是將「發合會」與澳門基金會合併，成立一個新的基金會。澳門基金會成立於1984年7月，宗旨是促進澳門的文化、教育、科技發展，由政府財政預算中撥款成立，曾於1988年代表澳葡政府收購東亞大學（後改名為澳門大學）。

5千萬钜款追不回來，是澳門市民意料之中，韋奇立過海已是神仙，這位仁兄已不打算重返澳門。何厚鏵及一眾特區政府高官，私底下與韋奇立素有交情，礙於情面，不方便要求舊上司退回鉅款應可理解；即使特區政府要求退回钜款，韋奇立遠在西方，能奈他如何？但韋奇立從此自絕於澳門，又被葡萄牙政府和總統冷落，左右不是人，東西不是鬼，成為過街老鼠。同為「末代總督」，港督彭定康隨英國撤回英國後時常回港，逛街吃蛋撻，跟舊下屬相會，與市民聊天，舉行簽名會賣書賺取稿費，但澳督韋奇立1999年返回祖家後，多年來都沒有重返澳門。

何厚鏵從善如流，基本上採納獨立調查委員會提出的建議。何厚鏵又交代我們就兩個基金會合併問題作出研究及提供一些建議。我後來向何厚鏵提出的思路是：新的基金會必須以特首為主導，必須成為特首重要的管治工具，必須置於特首的強勢領導下，使之能夠及時、有效地為特首的管治和政府的施政服務。我又指出，一旦基金會的資源不受特首控制而流入各種別有用心的利益團體中，則不排除會助長異見勢力，滋養出對特首管治不利的政治危機。何厚鏵對此表示認同。

2001年，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法案，以新的澳門基金會取代原來的兩個基金會，並獲得通過。何厚鏵不單出任新的澳門基金會信託委員會主席，還安排吳榮恪、崔世昌、崔世平等人進入核心領導層，這些人都被認為是何厚鏵的政治盟友。原「發合會」行政委員會主席薛凱絲則被調往中國澳門駐葡萄牙經濟貿易代表處任職。

｢罪惡之城｣何以一夜間變得安靜平和

治安狀況是否改善，是澳門回歸之後國際社會最為關注的問題。但澳門回歸後特區政府處理治安問題並不像外界想像的那樣雷厲風行，治安的改善完全是和風細雨的，甚至是無聲無息的。一度被國際傳媒稱為｢罪惡之城｣的澳門，一夜之間忽然間變成了另一個模樣，江湖人物好像改頭換面變成安份守己的市民，槍撃案、江湖仇殺、燒車案等幾乎消聲匿跡，賭場重現已多年未見的寧靜，市面也出現多年未見的平和，遊客也驟增。1996年訪澳遊客815萬人次，自從治安惡化後，訪澳遊客人數於1997至1999年持續三年下降，但澳門回歸後翌年即2000年，訪澳遊客數字急增超過900萬人次，較1999年多170萬人次，2001年訪澳遊客數字更首次超過1000萬人次。

澳門特區政府幾乎不動一兵一卒，不更改相關法律一文一字，澳門的治安從根本上得到明顯的改善。究其原因，我認為主要是：一、隨著政權的轉變，無為而治的葡萄牙人撤出澳門，代之為中國政府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的權威性和震懾力客觀存在，解放軍進駐澳門，代表中央在澳門行使主權，這為澳門治安的根本改善及將來的長治久安奠定了基礎；二、澳門特區政府的警政部門面臨政權的變更，亦自覺地調整心態、調整思維，以新的面貌適應時局的轉變；三、澳門各種江湖勢力或多或少均與內地警政部門有不同程度的接觸，回歸前已經收到中央的訊息，就是將江湖恩怨及利益衝突暫且放在一邊，偃旗息鼓，鳴金收兵，確保澳門順利回歸及平穩過渡；四、由於歷史的原因及澳門社會的特殊環境，何厚鏵當選特首前均與澳門各方江湖人物有過接觸，何厚鏵在當選後也運用他的人脈及影響力，化解各派人物的恩怨，平息江湖各派的爭端，勸解江湖勢力以和為貴，和氣生財；五、2001年10月29日，警察總局成立，將治安警察和司法警察統一指揮，避免以往兩支警隊各自為政、時有衝突的情況發生，提高了警隊協調性及打擊罪案的能力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