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傳統勢力

引自 《冷眼看澳門》一書，作者：冷夏，本中心特邀研究員

2009-12-19

我覺得，大多數土生葡人的國家意識並不是那麼的強烈，現實利益可能才是他們最主要的考慮，所以，為了生存發展，他們會作出改變和選擇，最典型的莫過於在澳門政界及法律界有一定影響力的歐安利，為了將來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在澳門回歸後主動放棄葡國國籍而加入中國國籍，因而在2004年獲委任入行政會，2008年更獲中央政府委任為全國政協委員，成為全國政協這個國家政權架構中第一位有葡萄牙血统的委員。土生葡人是澳門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群，我相信他們將繼續扮演特殊的角色，發揮獨特的作用。

傳統｢愛國愛澳｣陣營、何鴻燊及博彩集團、土生葡人族群以及教會，可以稱得上是澳門社會的｢四大系統｣或｢四大組織｣。這四大組織在經濟、社會民生等範疇，承擔了相當一部份社會管理功能，與澳葡政府及特區政府共同管治澳門，構成了澳門特色的社會形態。

另外，1989年的北京｢天安門事件｣催生了澳門的民主力量，這股新興的民主力量在近20年間不斷發展、壯大，逐漸成為了澳門最主要的｢反對派｣，多年來一直扮演著在野黨的角色，在監督政府施政、反映基層及中產民意等方面發揮的作用越來越突出。

盤根錯節的傳統勢力

在外人看來，澳門比較像一個小鎮，或者像一個由幾個大家族共商共管的小城。澳門開埠四百多年，一直都是華洋共處，各種勢力共存。1966年｢12.3事件｣之後，親國民黨勢力幾乎土崩瓦解，撤離澳門，澳門由此變成紅色天下，親北京政府的勢力一統澳門民間社會，最終與澳葡政府共同分擔社會管治功能。親北京的勢力主要由一些工商界和基層組織及慈善團體組成，最核心的團體包括：澳門中華總商會、澳門中華廠商聯合會、澳門街坊聯合總會、澳門工人聯合會、澳門婦女聯合會、鏡湖醫院慈善基金會、同善堂、澳門歸僑總會等。這些團體的核心領導人很多時候在不同社團間互相重疊，他們既是澳門的社團領袖，有些也被委任或被選舉進入澳葡政府及特區政府的行政會、立法會及一些諮詢組織而成為政治領袖，同時又在中國內地各級人大、政協、工商聯、婦聯、青聯等機構或團體中擔任職務。

近半個世紀以來，親北京政府的澳門社團領袖，比較有影響力的有何賢、馬萬祺、崔德祺、唐星樵、許世元、崔樂祺、唐志堅、吳榮恪、楊秀雯、梁慶庭、賀定一等人。在很多國家和地區，工商界及勞工界的利益是對立的，但由於澳門的工商界團體和勞工團體都屬親北京陣營，領導層又互相交叉重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關係比較和諧，尤其在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則性問題上，這個陣營的口徑和行動，基本上是一致的。

所以，一直以來在澳門社會有一股無形的力量，掌握著澳門的社會形態和政治發展路向，尤其是行政長官推選委員會組成、特首選舉及澳區人大代表選舉等一些重要的選舉活動，幾乎都由這股力量操控。這股力量未必來自北京的授意，更多時候反而是他們之間長期以來形成的那種獨特的協商機制在發揮作用。最經典的例子是，2009年4月由300人組成的第三屆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的選舉，提名人數與委員數目相等，選委會選舉變相成為等額選舉。這可謂澳門這股無形勢力協商效應的登峰造極之作，由此也可見澳門的傳統勢力，其根基是多麼的根深蒂固，其關係是多麼的盤根錯節，其堡壘是多麼的牢不可破。

澳門社會向來有｢三大家族｣或｢四大家族｣之說。｢三大家族｣是指何賢家族、馬萬祺家族、崔德祺家族，｢四大家族｣是｢三大家族｣加上廖澤雲家族。這幾個家族，全部都是紅色家族，與北京政府淵源深遠，關係友好；同時，其生意涉及建築規劃、地產發展、會計核數、金融投資、交通運輸、工業貿易等多個範疇。自二戰結束後，這幾個家族的成員就盤踞澳門政商界、社會團體、慈善團體的重要位置，為澳門的社會發展和慈善事業，及提高澳門華人的地位，作出一定的貢獻，也得到不少澳門人的稱許；澳門特區政府成立後，這幾個家族成員在特區政府各個層面佔據的位置更為廣泛和重要，涉及的經濟範疇更為多元化。有輿論指澳門是三大或四大家族的天下，這多少有些言過其實，但其在澳門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影響力，卻是不爭的事實。

第一、二屆特首何厚鏵來自傳統利益陣營，他自然也是澳門傳統勢力的代理人及傳統利益集團的維護者，在制定政經政策、頒佈政治任命、分配使用公帑、批給重大工程等方面，何厚鏵或多或少會兼顧傳統勢力的利益，傳統勢力陣營也自然成為何厚鏵與生俱來的執政盟友。

眾所周知，第三屆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同樣來自傳統勢力陣營，又是何厚鏵重點培養的接班人，崔世安的新政府被普遍認為是何厚鏵政府的延續。瞭解了澳門社會這種特殊的社會形態，就不難理解為何在崔世安發表題為｢傳承創新，共建和諧｣的競選宣言之後，澳門輿論會戲稱他｢傳承有餘，創新不足｣。所以，對崔世安的管治成效，很多人並不十分看好。

不能忽略的何鴻燊家族

除了上述的傳統大家族外，澳門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家族，就是何鴻燊家族。何鴻燊家族與澳門的淵源可追溯至何東時代。20世紀初，何鴻燊的父輩何東等人已在澳門活動，何鴻燊在二戰期間也開始在澳門拓展自己的事業，及後成功投得澳門賭牌，一統澳門賭壇數十年。自1960年代取得賭牌起至2002年開放賭權前，何鴻燊和他的博彩集團已壟斷澳門經濟40年，澳門30%以上的人直接或間接受僱於他的公司，其上繳的賭稅佔政府年收入一半，高峰期更高達70%。何鴻燊的財富未必能與世界頂尖富豪相比，但是在眾多世界級富豪當中，相信沒有人能像他對澳門的影響那樣，對一個地區的經濟、社會、民生事務具有如此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不容置疑，何鴻燊是澳門40年來最大的資本家及慈善家，其對澳門財政及民生生計的影響無人可比。但吊詭的是，何鴻燊在澳門的影響力也主要在財稅及民生這兩個方面，在其它社會層面並沒有得到相應的地位和影響力。

何鴻燊的發跡很大程度上依賴澳葡政府的支持，所以他和歷任澳督及澳葡官員關係密切，但他始終得不到澳門傳統親北京陣營應有的尊重，也始終得不到北京政府絕對的信任，他和澳門傳統陣營及北京政府的關係一直非常微妙，若離若即的關係令何鴻燊與親北京陣營始終保持一定的距離。所以，即使自澳門進入過渡期之後，何鴻燊在澳門的重要性令中央政府不能不重視他，不能不「統戰」他，不能不任用他，他也開始獲中央政府羅致參與澳門回歸事務及國家事務，譬如出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委、全國政協常委、澳門特區籌委會副主任等重要職務，但相信在中央政府和親北京陣營眼中，何鴻燊至今也並非他們的｢自己友｣或盟友。

何鴻燊一身傲氣，但更是一位識時務的俊傑。他非常清楚地意識到，爭取中央政府的信任，與澳門傳統利益集團建立友好關係，對他將來的博彩事業前途至關重要，因而他在這方面付出了一些誠意和努力，其中包括增加對內地及澳門傳統社團的捐獻，與內地官方機構及澳門傳統愛國商人共同合作生意—— 凡此種種，都成功地令何鴻燊的博彩王國在澳門賭權開放後仍然佔主導地位。

在香港，一提起霍英東先生的名字，不少人都會肅然起敬，但在澳門提起何鴻燊，大家的反應比較平淡。澳門社會對何鴻燊的印象和看法，確實非常有意思。何鴻燊是澳門最大的慈善家，但市民普遍對他並沒有感謝或感恩之心，不少市民覺得何鴻燊的財富絕大部份來自澳門，所以用諸澳門是應份的；何鴻燊佔據港澳海上客運市場的主導地位，但澳門社會一直責怪他未有回饋澳門，例如減低船費，增加長者及學生優惠。直至賭權開放後，何鴻燊才推出長者及澳門居民票價優惠，但優惠額不足10%，市民仍有怨氣。何鴻燊近20年來對傳統社團有很大捐贈，但似乎看不到受惠者對他有多少感謝之意。

即使澳門回歸之後，在特區政府心目中，何鴻燊也不是最值得重視及表彰的社會人士。2001年特區政府首次頒授勳章，何鴻燊只得到次一級的金蓮花勳章，與他並獲金蓮花勳章的有澳門街總理事長劉光普及澳門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崔德祺，最高一級的大蓮花勳章得主是馬萬祺及唐星樵。馬萬祺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又擔任澳門華人社會領袖多年，獲授大蓮花勳章，乃理所當然及不二之選；唐星樵出任澳門最大的工會組織｢工聯會｣的會長多年，對國家和澳門貢獻良多，獲頒大蓮花勳章也實至名歸；但何鴻燊作為澳門最大的資本家及慈善家，對澳門政府財政和社會民生影響巨大，又曾擔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委及特區籌委會副主委等重要職務，卻得不到最高的勳章，確實出人意外，尤其與唐星樵得勳高低之別，多少看出特區政府揚傳統社團而抑何鴻燊的意味，從中也可看出澳門獨特的社會形態之端倪。直至2007年，何鴻燊才獲特區政府頒授大蓮花勳章。截至2008年為止，獲授大蓮花勳章的有8人：馬萬祺、唐星樵、柯正平(澳門南光公司創辦人)、曹其真(澳門立法會主席)、劉焯華(澳門立法會副主席)、崔德祺、何鴻燊及梁披雲(著名詩人及書法家)。

影響深遠的天主教會

葡人管治的四百多年間，澳門成了東西方文化風雲際會的國際小都會，不論是東方的佛教、道教、伊斯蘭教，還是西方的天主教和基督教，都能在澳門生存和發展。澳門居民到寺廟求神拜佛，抑或去教堂做禮拜彌撒，都互不干擾。

每逢週日，澳門的寺廟香火繚繞，教堂燭光閃爍，唱詩與頌經互相應和，暮鼓晨鐘此落彼起。這種宗教之間和諧相處的景象，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鄭觀應的詩句｢華人神誕喜燃炮，葡人禮拜例敲鐘，華葡雜處無貴賤，有財無德亦敬恭｣，就是反映這一社會風貌。時至今日，一些官方或民間舉辦的大型活動，有時也會同時邀請教會的神職人員和佛教僧人到場為活動施禮，為市民祈福。

澳門的歷史與宗教文化密不可分。澳門流傳一句話：未有澳門，先有媽閣。媽閣供奉的乃中國海神媽祖，又稱天妃、天后娘娘，可見澳門未開埠之前已有宗教文化。但是，自從葡萄牙人租借、佔據澳門之後，西方的天主教開始傳入澳門。葡萄牙租借澳門初期，澳門是歐洲文化向東方傳播的主要視窗，歐洲多位元著名傳教士在澳門傳教，或者由澳門登陸前往內地傳教，鼎鼎有名的有沙勿略、利瑪竇、湯若望。沙勿略是西班牙人，是最先進入中國傳教的傳教士，但不幸來華後不久病逝，其傳教事業由利瑪竇等人繼承。利瑪竇是義大利人，1582年(明萬曆10年)抵達澳門修習中文，之後前往內地一方面傳教，一方面傳播西方科學知識，在北京獲明朝皇帝接見，他病逝前已有教徒二千多人，並建立教會組織。湯若望1620年(明萬曆48年)抵達澳門再轉往北京及西安等地傳教及學習中文，並且向中國傳播西方天文、地理等知識；湯若望後來獲朝廷委任為欽天監，並製定新的曆法。

現時著名的大三巴牌坊，前身為聖保祿大教堂，初建於1580年，經歷多次大火及重修，最後一次重修於1602年奠基，1635年建成，但於1835年的一場大火中焚燬，只剩下教堂的前壁部份，被澳門人稱為｢大三巴牌坊｣。教堂內的聖保祿學院，是亞洲第一間天主教大學，專門培訓準備前往中國內地、日本等地傳教的傳教士，向他們講授有關神學、科學、語言、藝術、天文、哲學等課程。

澳門雖然是東西方宗教並存的社會，但由於受到葡萄牙的影響，澳門宗教逐漸發展成以天主教及基督教為主，當中以天主教會勢力最大。天主教會在澳門開設很多小學、中學，而且大多是當地的名校，大多數澳門政商界名人都曾在這些教會學校接受教育。

由於澳門奉行宗教自由政策，各種新興教派較容易在澳門建立和生存。1980年代一度活躍於澳門的「天父的兒女」教派，因其以性濫交傳教，中國內地和外國曾將其稱為「邪教」而禁止該教派立足，不過澳葡政府對這個教派並無拒絕，當時還允許教派在黑沙一帶安營紮寨，在澳門傳教。另外，在中國內地被定為非法組織的「法輪功」團體，在澳門也有分支機構，其成員可以公開練功、講法。

澳門天主教會本來是不介入政治的，但北京「六四事件」之後，天主教也隨即在所屬的學校興起「公民教育」的熱潮，並且還出版了公民教育課本，鼓勵學生和教友關心社會、積極參與政治。

澳門絕大多數土生葡人，及一些土生土長的華人，一般都信奉天主教，信眾約2萬人，雖然人數不多，但不乏政界商界精英。澳門天主教會雖沒有明顯的政治立場，但是如同所有天主教會一樣，都是追求人權、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所以教會對澳門的一些民主運動和公民運動，基本上是持支持的態度。1991年澳門民主派人士吳國昌辭職離開中國銀行之後，天主教會屬下的明愛中心曾接納他任職，令傍徨的吳國昌有落腳之地。

澳門回歸前後，天主教澳門教區主教是林家駿，2003年起由黎鴻昇接任。香港回歸之後，由於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作風高調激進，在封聖問題、《基本法》23條立法等重大問題上，跟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針鋒相對，客觀上令天主教香港教區成為香港的主要政治力量之一。相比之下，澳門天主教區作風平和，在一些重大政治議題上並沒有太多意見，其作用主要發揮在教育、慈善、信傳等方面。

獨一無二的土生葡人社群

土生葡人是澳門特有的族群。自從我在1983年第一次踏足澳門，就被澳門街上一些有西方人面貌但講一口流利廣東話的人吸引，這些人就是澳門人口中的土生葡人。｢土生葡人｣一般指在澳門出生，同時具有中葡兩種血統的人士，或在澳門出生的純葡萄牙人血統的人士，或在澳門以外出生但來澳定居較長時間後接受當地文化習慣的葡藉人士，其中以含有中葡兩種血統的人士居多，約佔澳門土生葡人族群人數的80%。一般統計，澳門土生葡人約一萬人，佔澳門總人口的3%左右。葡萄牙盤踞澳門四百多年，葡人、華人通婚久已有之，但兩族通婚轉趨普遍，一般認為始於清末民初。

土生葡人在澳門社會向有與生俱來的優越感。他們普遍較華人接受較好的教育，從小學葡文，瞭解西方文化，但由於生活於澳門，一般都可以講流利廣東話，也熟識澳門的風俗人情。

由於歷史原因，在澳門回歸前，在澳葡政府擔任中、高層領導職務的人士中，有相當一部份是土生葡人。按1995年的統計，土生葡人約佔政府中高層主管及高官總人數的50％。特區政府成立之後，公務員隊伍並無較大的改變，土生葡人仍在其中發揮一定作用。在律師、會計師、醫生、建築師等行業，土生葡人的比例也相當高，直至現在澳門法律界基本上仍以土生葡人律師為主。此外，很多對澳門經濟及社會穩定有重大影響的公營機構或公共服務公司的管理層，也是以土生葡人為主。

由於澳門政權轉變，所有的土生葡人都曾面臨國籍問題、葡語教育問題、公務員系統就業和晉升問題，其中國籍問題更是關鍵所在，不少人曾為此感到困惑和迷茫。

正因為這個族群的特殊性，所以自我主持澳門政策研究所工作開始，就一直關注土生葡人的情況。為了瞭解土生葡人的心態和未來打算，我們曾經走訪了當時的海島市政廳主席馬家傑、社會工作司司長飛迪華、澳門發展與合作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薛凱絲等人。

我們在1998年7月份訪問過馬家傑時，他對土生葡人的國籍問題非常執著，一度擔心因為土生葡人本身有華人血統，會被強迫加入中國國籍而失去葡籍，他說：｢我們身上雖然流著中國人的血，但我們自小接受葡國教育，過著葡式生活，在感情上除了澳門之外，我們是傾向於葡國的，葡籍對我們有十分重要的象徵意義，這一點絕不含糊，所以對土生葡人來說，葡國護照不是一個旅遊證件這麼簡單。｣

馬家傑也對土生葡人在澳門回歸後擔任公職及升職問題表示擔憂甚至不滿。他說：｢中方一直強調公務員本地化要按人口結構比例進行，即以華人為主，後來更進一步說明本地化的對象是以中文為母語的人，將原來的範圍收窄了，相對地排斥了土生葡人。本地化的對象不應局限在以中文為母語的人身上，而是廣泛的澳門居民。不論是甚麼國籍、土生葡人抑或華人，只要有能力的就有在政府部門發展的平等機會。沒有工作，土生葡人怎樣可以留在澳門？｣

馬家傑在跟我們交談時，還反復強調澳門特區政府不能搞「民族主義」，不能視土生葡人為「少數民族」，不能不考慮、不照顧土生葡人的利益。他承認有一部分土生葡人以前在特許的情況下，受到特別優待進入政府部門，不是靠自己真正的本事，他們欺壓華人，所以土生葡人都擔心回歸之後華人翻身，他們會被華人報復。部分華人確實對過去土生葡人在政治上的優勢不能釋懷，一心認為回歸後就應由華人當家作主，主張公務員全部「華人化」，而並非「本地化」，以致擔任各級領導職務的土生葡人頓感仕途灰暗，前途渺茫。馬家傑明確表示，土生葡人已意識到本身利益有危機，並且已團結一致去維護自己的利益。

澳葡政府的高官飛迪華也有馬家傑一樣的感受。飛迪華表示她一定不會回葡國，會繼續以澳門為家，但對未來土生葡人的國籍問題亦十分著意，表示不會放棄葡國國籍。飛迪華於1998年11月1日從社會工作司司長一職退休，退休前幾天，她接受我們的邀請到訪澳門政策研究所。我們問飛迪華為何選擇在回歸前退休，她明確地表示：｢近年一直有人講回歸之後，要讓以中文為母語的人做司長，所以像我這種人在回歸後能否繼續任司長，仍是未知之數。｣

飛迪華的父親是土生葡人，她是土生葡人的第二代。也許是生於斯長於斯的緣故，飛迪華對於澳門及中國文化非常有感情，她對我們說：｢童年時的澳門很美麗寧靜，樹根多，城市卻很小，左鄰右里關係密切而融洽，找朋友，或去那兒玩，走幾步路就到了，不似現在要車來車往。我們很喜歡中國節日，可以放假，可以玩。我特別喜歡八月十五月圓之日過中秋節，提花燈，點臘燭。有一次我還把一隻紙兔花燈燒壞了。現在很難再見到那種燈了！｣

我對此深有同感。二戰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澳門周邊地區基本上處於政局動盪或經濟轉型陣痛之中。1949年中共執政後，中國大陸經歷多次政治運動，國民貧困捱餓之餘，又受政治上的高壓；台灣多年面對大陸的炮火攻撃，惶惶不可終日；臨近的香港處於經濟起飛階段，港人營營役役，疲於謀生。華人社會中唯有澳門這個小城，相對寧靜，生活舒適，市況如舊。飛迪華這類的澳門貴族家庭，生活自然過得非常寫意，所以緬懷昔日時光是很自然的。

但飛迪華和馬家傑關於國籍問題的憂慮是多餘的。就在飛迪華退休前不久，澳門特區籌委會通過一項議案，具有葡國國籍的土生葡人於1999年後在作出國籍選擇前仍具有原來國籍。也是說土生葡人不會喪失葡國國籍，也不會被強迫加入中國籍。

澳門回歸前後．一些研究港澳問題的內地學者，曾經為研究澳門土生葡人問題前來澳門進行調查，曾多次與我談及土生葡人問題。他們特別關注土生葡人回歸後對特區政府持何種態度？他們有沒有可能成為澳門未來不穩定的因素？我向內地學者談了我的基本觀點：土生葡人不會成為澳門的不穩定因素，但相信他們會用自己的方式不斷爭取自己的權益，甚至會有一些過激的抗爭。

我還向內地學者說，｢澳門近二、三十年的歷史給我們一個啟示，不能忽視和低估土生葡人為維護本身利益而進行的抗爭。從1976年澳門第一屆立法會成立起，以立法會主席、土生葡人領袖宋玉生為首的立法會，為了落實土生葡人對澳門的『自治』，為了維護土生葡人在澳門的利益，就跟代表葡國利益的總督和澳葡政府進行了長期的抗衡，這種抗爭最後發展到立法會和政府決策層的矛盾無法調和，最終導致澳督高斯達於1984年向葡國總統發出建議書，解散第二屆澳門立法會。此事給澳門帶來極大的震盪，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回歸之後，土生葡人雖然會比以往更加團結一致，但由於政權已變，華人掌管了政府決策權、立法權和執行權，土生葡人縱使要抗爭，也已經沒有以往發動『政變』或『逼宮』的條件和能力，他們只能採取其它抗爭方式。｣

至於土生葡人會採取何種抗爭方式，我也向內地學者詳細談了我的見解：

其一，利用在特區立法會的有限席位，在立法會裡爭取土生葡人的利益。我說，｢第一屆特區立法會只有四名葡籍人士（戴明揚、林綺濤、歐安利、廖玉麟），所佔比例很小。但由於土生葡人的身份特殊，他們的言論會特別令外界關注，他們利用立法會這個立法機構為土生葡人爭取利益、與華人抗爭的可能性和影響都不能忽視。｣

其二，利用澳門土生葡人的政治社團與葡國政治團體固有的聯繫，透過葡國政治團體向中國政府或特區政府施壓，爭取土生葡人的利益。我分析，｢澳門人參與政治的慾望不高，但土生葡人出於維護自身利益的考慮，一直高姿態參與、介入澳門的政治事務，譬如已向政府登記的政治團體，都是由葡人或土生葡人組成的；這些政治團體或同時與葡國政黨掛鉤，或與葡國政黨在澳門的支部『兩個牌子，一套人馬』，如『澳門公民協會』與『葡國社會民主中心黨』有掛鉤關係，澳門『民主聯盟』與葡國『社會黨』澳門支部在同一地點辦公。另外，土生葡人還組織了公民團體『根在澳門』參加第五、六屆立法會直選議席的競選，但未獲成功。所以，當土生葡人覺得自己的利益不受保障，對特區政府不滿之時，他們可能會透過與他們有密切關係的葡國政治團體打『國際牌』，向中國政府或澳門特區政府施壓，或在國際上大造輿論，把澳門問題和土生葡人問題『國際化』」。

其三，澳門雖小，但也是一個國際化的城市，一個政治上比較特殊的地方，所以香港以及世界各地的傳媒一直很關注澳門的動態。我認為，｢土生葡人可能會利用這種特殊性，當不滿特區政府的時候，就採用遊行、示威、靜坐、集會、新聞發佈等形式，大造輿論，向政府施壓。｣

內地學者表示，如果發生上述我所說的情況，可能會令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公信力產生誤解。

內地學者對土生葡人問題的關注，也觸發起我對土生葡人問題作深入的研究。2000年初，澳門政策研究所曾就土生葡人的問題撰寫了一份建議書，並提交給何厚鏵。建議書建議：一、特區政府應充分肯定土生葡人這個族群對澳門的發展所作出的貢獻，並以寬鬆、靈活的方法處理土生葡人的工作問題，繼續發揮他們的作用，譬如利用這個獨特族群去維持和確保澳門的特色不變，利用他們與國際社會的聯繫，宣傳、推廣澳門，促進澳門與國際社會的交往；二、特區政府應鼓勵、協助土生葡人公務員，主動地與時並進，去適應新的工作環境。隨著中文逐漸在公共行政系統成為最主要、最廣泛使用的語言，中文水準普遍較低的土生葡人公務員將難以適應。為了提高公務員的整體質素，為了避免將來大刀闊斧推行公務員體制改革，土生葡人因能力較低被解僱時，對政府不滿，甚至集體向政府示威，政府應該鼓勵土生葡人公務員不斷學習，提升自我能力；政府最好訂出具體的培訓計劃，有針對性地對土生葡人進行包括提高中文水準內的各種培訓。

事實上，何厚鏵與特區政府都非常重視土生葡人的利益。回歸以後，很多土生葡人仍獲澳門特區政府重用，例如林綺濤、馬若龍、華年達獲何厚鏵委任為澳門基金會委員；薛凱絲獲委任為中國澳門駐葡萄牙經濟貿易代表處助理主任；麥健智出任臨時澳門市政局主席，直至該局於2002年1月1日解散；蕭威利出任體育發展局局長，近年曾負責第四屆東亞運動會、第二屆亞洲室內運動會等多項國際體育盛事；姍桃絲曾任臨時澳門市政局及民政總署委員，後任｢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輔助辦公室主任；賈利安出任土地工務運輸局局長；白英偉出任警察總局局長，統領澳門警力。

比較活躍的土生葡人除了我之前提過的馬家傑、薛凱絲、飛迪華外，還有宋玉生、黎祖智、歐安利、高天賜、麥健智、林綺濤、馬若龍、飛歷奇等人。

在澳門，提起華人領袖，澳門人會說是何賢、馬萬祺；提起土生葡人領袖，澳門人一定提起宋玉生博士(Dr. Carlos D'Assumpção)。宋玉生博士於1920年代末在澳門出生，在葡萄牙修讀法律，1956年返澳門當執業律師，1969年獲當時澳督委任為立法委員會委員。自首屆澳葡立法會起，宋玉生一直出任主席直至去世。

1974年葡國｢4.25革命｣後兩個月，宋玉生聯同一些曾參加葡國革命組織｢全國人民行動｣的澳門土生葡人，組成澳門首個土生葡人政治團體｢澳門公民協會｣並擔任主席。1982年宋玉生創辦葡文報章《澳門晚報》(後改組為《澳門論壇報》)，作為澳門公民協會的機關報；同年又創辦《澳門論壇週報》，作為葡萄牙政黨｢民主聯盟｣的機關報。這兩份報章於2006年合併為《澳門論壇報》。

作為土生葡人領袖的宋玉生雖然有葡國國籍，但有時也會向葡國政府及澳督作出抗爭。1984年2月，為了落實土生葡人對澳門的「自治」，宋玉生帶領澳門公民協會的其他立法議員，向澳督高斯達進行抗爭，最終導致高斯達要求葡萄牙總統解散澳門立法會。同年8月，立法會進行改選，宋玉生再度當選並重任立法會主席。

中葡就澳門前途問題達成協議後，宋玉生積極參與澳門過渡期事務，1988年獲中國政府委任為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1992年，宋玉生在香港病逝。為紀念宋玉生對澳門社會的貢獻，澳葡政府將氹仔新世紀酒店及凱悅酒店交界的迴旋處命名為｢宋玉生博士圓形地｣，並在此處樹立了宋玉生半身銅像及生平介紹牌匾，另外又將新口岸填海區(即皇朝廣場)一帶地方命名為｢宋玉生廣場｣。

黎祖智(Dr. Jorge A. H. Rangel)於澳門出生，曾任澳葡政府行政、教育暨青年政務司(職級相當於回歸後作為特區政府主要官員的司長)，是官階最高的土生葡人。他在澳門回歸前夕創立澳門國際研究所，向外界宣傳澳門，推廣澳門土生葡人文化，促進澳門與國際間的合作。

歐安利(Leonel Alberto Alves)，1957年在澳門出生，現於澳門開設律師行。他在澳門回歸前已出任立法議員，回歸後不僅獲何厚鏵兩次委任為立法議員，更於2004年獲委任為行政會成員。歐安利還加入中國國籍，因而在2008年獲中央政府委任為全國政協委員，是首位成為全國政協委員的土生葡人。

高天賜(José Pereira Coutinho)是退休公務員，曾任職澳門政府經濟局。2005年第三屆立法會選舉，高天賜成功成為澳門政權移交後首位循直接選舉進入議會的土生葡人。高天賜也是近年非常活躍，多次以澳門公職人員協會主席的身份組織公務員上街遊行，向特區政府亭爭取權益。

麥健智(José Luís Sales Marques)回歸前曾任澳門市政廳主席，回歸後過渡成為臨時澳門市政局主席至該局於2002年1月1日解散為止。他現任澳門歐洲研究學會會長，進行促進澳門與歐盟關係的工作。

林綺濤(Anabela Fátima Xavier sales Ritchie)，1949年在澳門出生，後於葡萄牙的大學畢業。1975年起協助澳督處理立法事務，1976年澳門第一屆立法會成立時便獲澳督委任為立法會議員。除第三屆立法會外，林綺濤一直在議會工作，並擔任第五、六屆立法會主席。回歸後林綺濤過渡至澳門特區首屆立法會，但主要由於國籍問題不能擔任特區首屆立法會主席。2001年林綺濤退出政壇。

馬若龍生於澳門，於葡萄牙取得建築系碩士學位，後又修讀環境工程及藝術課程，是澳門著名的建築師和藝術家，曾任澳門建築師協會大會主席，也曾獲聘為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客座教授。1989至1992年馬若龍曾任澳門文化司署司長(相當於特區政府文化局局長)。退休後的馬若龍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是土生葡人團體｢根在澳門｣創會會長，2002年獲行政長官頒授專業功績勳章。

飛歷奇是是屈指可數具有國際知名度的澳門本土作家，他的作品主要以土生葡人生活為素材，展現了澳門土生葡人的獨特性及澳門的風土人情。他的一部小說《大辮子的誘惑》曾被改編後拍攝成電影。

當然還有很多名不經傳的土生葡人，他們在澳門生活，在大街小巷行走，成為澳門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令澳門東方小城確實與別不同。如果說澳門是一道豐盛的滿漢全席，則土生葡人無疑是這一席盛宴中一道不可或缺的精美配菜。

由於這個族群的特殊性，在中葡兩國政府就澳門前途問題進行談判時候，土生葡人的前途問題一直成為雙方討論焦點，以至澳門《基本法》也明文規定：｢在澳門的葡萄牙後裔居民的利益依法受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保護，他們的習俗和文化傳統應受尊重。｣

在我所接觸的土生葡人之中，大多數人都是安於現狀的一群。由於他們長期在澳門享有優越地位，所以當澳門即將回歸中國、葡國失去宗主國地位，他們有失落感，同時感到前途迷茫，是可以理解的。中青代的土生葡人適應能力很強，已逐漸適應澳門回歸中國的歷史性轉變。我覺得，大多數土生葡人的國家意識並不是那麼的強烈，現實利益可能才是他們最主要的考慮，所以，為了生存發展，他們會作出改變和選擇，最典型的莫過於在澳門政界及法律界有一定影響力的歐安利，為了將來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在澳門回歸後主動放棄葡國國籍而加入中國國籍，因而在2004年獲委任入行政會，2008年更獲中央政府委任為全國政協委員，成為全國政協這個國家政權架構中第一位有葡萄牙血统的委員。土生葡人是澳門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群，我相信他們將繼續扮演特殊的角色，發揮獨特的作用。